“航母杀手”到“体系破击”：从美军作战概念发展看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变化-军工资源网—

“航母杀手”到“体系破击”：从美军作战概念发展看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变化

军工资源网 2022年07月05日

来源：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编译：陈啸

自：日本防卫研究所《安全保障战略研究》2022年第2卷

【导读】本文是日本知名智库“日本防卫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菊地茂雄撰写的一篇论文，原题为《美军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变化与其作战概念的发展——以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为中心》。该文指出，自美国国防部认为针对美军前沿部署作战力量和基地的威胁正在增大，并且呼吁改变美军作战样式以来，在有关美国国防政策的讨论中，一直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威胁、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视为美军正在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但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在对台湾（地区）实施“既成事实化战略”时，为了迟滞美国的应对，将关注点转移到对美国实施“体系破击战”，目的是摧毁美军的“作战体系功能”。基于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这种认知变化，美军推动开发以在敌人的威胁圈内部实施作战为前提的作战概念，同时也在开发“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作战概念，并且将其作为以指挥控制系统遭受干扰为前提的新型指挥控制方法。

“既成事实化”战略与“体系破击战”

在“空海一体战”概念和“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中，即使在这些概念的开发过程中设想以中国等国的军事能力为对象，也并没有公开指名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但是，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权末期开始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政权，其国防政策中都明确地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同定位为“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

其背景是美国国防战略发生了变化。据2017-2018年在特朗普政权下担任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并且是2018年1月公布了概要的《国防战略》（以下简称“2018版年NDS”）的主要作者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指出，“2018年版NDS”的制定是以如何应对中国将台湾地区、或者是俄罗斯将波罗的海3个国家和波兰为目标实施“既成事实化”战略为主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把这种“既成事实化”战略称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胜利方程式”（theories of victory）。在“既成事实化”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设想在迟滞美国及其同盟国驰援的同时，在军事上压倒作战对象。在此基础上，在新获得的土地上扩大“反介入/区域拒止范围”，通过使美国等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难以颠覆的“既成事实”，谋求将“既成事实”固定化。

此外，据在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手下担任起草“2018年版NDS”团队成员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尔蒂（Chris Dougherty）称，中国和俄罗斯为了成功地实施“既成事实化”战略，如何迟滞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应对将成为关键。克里斯·多尔蒂将此称之为“利用时间优势”（ETA：Exploiting Temporal Advantage）。根据克里斯·多尔蒂的说法，中国和俄罗斯要实现“利用时间优势”，必须攻击美国的太空、网络空间、电磁频谱（EMS）上的重要系统，“对依赖这些重要系统的指挥和认知过程实施干扰”，即“削弱情报优势和干扰指挥（认知）”。据克里斯·多尔蒂称，在制定“2018年版NDS”过程中实施的作战演习和分析中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与中俄之间设想的冲突中，情报以及收集、传达、存储和处理情报的系统将成为最大的脆弱性”。在“2018年版NDS”公布的概要中，以“某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家正在优化应对我们的战斗网络和作战概念”的形式，提到了克里斯·多尔蒂说明的中国和俄罗斯军事能力。

从最近美军高官的发言和文件中，也能看出关于克里斯·多尔蒂所说的“削弱情报优势和干扰指挥（认知）”这一共识。2021年3月16日，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James McConville）发布了题为《陆军多域转型：准备在竞争和冲突中获胜》的战略文件，显示了美国陆军以2035年为目标的转型方针。该文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自海湾战争以来，持续研究美国的战争实施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正在开发“对抗我们的强项、特别是针对有关战力投射弱点的概念和能力”。此外，该文件还预测，在与中俄两国的武力冲突中，美国在战区部署作战力量时，从美国本土基地到部署作战力量所利用的机场、港口，甚至前线，都会遭受中俄两国的干扰和攻击，中俄将“凭借体系化、持续性的压力，剥夺友军的决策空间，摧毁美国的平台”。同时，该文件也提到了对美军决策的阻碍，认为中俄已经认识到对美军来说军种之间合作以及与同盟国军队合作的重要性，并试图割裂美军的“链路”。该文件警告称，必须意识到在与中俄两国的“竞争或冲突中，两国将从电磁频谱（EMS）、太空以及网络域对美军的指挥控制（C2）实施持续性的干扰”。

美军的其他军种也都有这样的认识：在发生冲突时，与美军战力投射相关的后勤、运输、指挥控制网络将成为中俄实施攻击和干扰的目标。时任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查尔斯·布朗（Charles Q. Brown）（2020年8月就任美国空军参谋长）在给美国空军大学《印太问题》杂志2020年春季刊的投稿中指出，即使在与“大国”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美军仍要停留在第一岛链内，必须以此为前提，做好“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争议和恶化的环境中，只运用在战区内拥有的作战力量进行战斗的准备”（下划线为笔者标注）。查尔斯·布朗另外指出，“太平洋空军正在对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和教育、人员、设施和政策（DOTMLPF-P）进行投资，以减轻驻留在遭受敌人攻击的第一岛链内的风险”。

美国海军方面，迈克尔·吉尔迪海军作战部长在表明自身方针的《海军作战部长指导计划2021》（2021年1月）中指出，“围绕制海的冲突将在情报及太空领域、甚至在电磁频谱领域发生”“维持强大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网络、情报、监视、侦察、跟踪（C5ISRT）能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另外，大卫·伯格（David H. Berger）海军陆战队司令也在2019年7月就任后立即发布了“司令计划指导方针”，其中将“保持在冲突情报网络环境下进行指挥控制的能力”定位为“最重要”。

正如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麦康维尔在《陆军多域变革》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些美军领导人的发言表明，美军已经认识到在与中俄的武力冲突中，美军的决策将会因C4ISR遭受攻击而瘫痪，并且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增大。美军产生这种认识的背景是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采用的“体系破击战”（system destruction warfare）的理解取得了进展。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师杰弗里·英格斯通（Jeffrey Engstrom）在有关中国“体系破击战”的先驱性研究《体系对抗与体系破击战》（2018年）中分析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现代战争理解为敌对的“作战体系”（operational systems）发生冲突的“体系对抗”（systems confrontation），将战略的根本定位为谋求“致瘫、甚至破坏敌作战体系关键功能”的“体系破击战”。杰弗里·英格斯通还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体系由指挥体系、火力打击体系、信息（情报）对抗体系、侦察情报体系、保障（支援）体系构成。另外，其作战体系根据作战的种类（例如，火力作战体系和反空袭作战体系等）进行各种各样的设定。

据杰弗里·英格斯通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采用“体系对抗”和“体系破击战”等概念的契机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空袭。在这两场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明明在战场上并没有被“歼灭”，但“发挥功能的能力……受到制约并被剥夺，变得不能发挥作用”。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分析，人民解放军认识到“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战斗力并不是胜利的前提条件”“如果能够使敌人的作战体系丧失功能，就能够击败敌人”。这就是“体系破击战”的基本思想。

杰弗里·英格斯通指出，在“体系破击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致瘫敌作战体系的功能”，设想攻击4类目标。分别是：①通过对敌人的主要数据链接和网络实施攻击，阻碍敌作战体系中信息流的功能；②通过干扰敌作战体系的“不可或缺要素”（指挥控制、ISR、火力等），阻碍整个作战体系发挥功能；③阻碍敌作战体系的作战架构（包括情报获取与传递网络、指挥控制网络、火力打击网络）功能；④干扰敌作战架构的时序和节奏。

如果按照“2018年版NDS”中作为核心主题的“既成事实化”战略来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谋求“既成事实化”时，在摧毁台湾当局抵抗意志之前迟滞美国等国的援助是其获得成功的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瘫痪美军的“作战体系”以迟滞美军的应对是实施“体系破击战”的意义。另外，也可以理解为通过实施“体系破击战”赢得时间，符合上文所说的“运用时间优势”（ETA）。

自2018年杰弗里·英格斯通的报告公布以来，将中国军事威胁与“体系破击战”联系起来进行说明的例子不断增多。例如，奥巴马政权时期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在2019年6月与格雷格·格兰特（Greg Grant）合著的报告中，将苏联解体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发展定位为“以某种方式抵消美国技术优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抵消战略”，指出该战略的支柱之一是致瘫美国战斗网络的“体系破击战”。同样，奥巴马政权时期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负责政策）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也在2020年6月给《外交事务》杂志（在线版）的投稿中指出，中国运用电子战、反太空、网络能力致瘫美军的C4ISR，使其战力投射受挫，削弱美国保护同盟国的决心，通过实施这种“体系破击战”来确保胜利的倾向正在增强。此外，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也指出，中国正在推动“体系破击战”以及俄罗斯正在推动“新一代作战”等“绕过美国的优势，将情报和决策优势作为将来冲突主战场”的措施，他主张“五角大楼必须重新审视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最坏场景”。

如上文所述，认为中国将在武力冲突中试图割裂、致瘫美军的指挥控制、即杀伤链的这一认识，与美国通过NIA/D3（为了打断、摧毁、挫败敌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实施网络化、一体化的纵深攻击）摧毁中方“杀伤链”的“空海一体战”概念颠倒了主客关系。可以说这表明了美国相关人员对中国军事威胁的理解正在不断加深，同时也反映了对于中国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切实提高、美军方面的相对优势下降的认识。

前言——在2020年10月军事演习中的“惨痛失败” 4

一、从“航母杀手”到“体系破击战”——从美军作战概念看关于“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变化 5

（一）“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与“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 5

（二）“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中的“对抗环境下作战” 9

（三）“既成事实化”战略与“体系破击战” 12

二、联合作战概念与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16

（一）联合全域作战中所有领域能力的“融合” 16

（二）与大国武力冲突中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 18

（三）各军种为实现“效应网”所采取的措施 21

结束语——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中的“人”与“组织”问题 30

“航母杀手”到“体系破击”：从美军作战概念发展看其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认知变化

网站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