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至2日，美国2023年度里根国防论坛（RNDF）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

根据图书馆介绍，“里根国防论坛汇集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和国防界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国会议员、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高级军事领导层、行业高管、技术创新者和思想领袖。他们的使命是研究、评估如何在全球威胁环境下加强美国国防政策。”

《纽约时报》在近期报道中将RNDF定义为“政府和军事工业高级领导人的精英聚会”，且参与者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不仅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J·奥斯汀以及其他军兵种高级军事官员悉数到场，更不乏一些前任政府官员以商界新身份的亮相。

“里根国防论坛活动吸引了大量风险投资人，他们渴望在鸡尾酒会和餐会上与政府决策者打成一片。”

走过“旋转门” 入职巨头或投资初创公司

“旋转门”，对于美国政界和工业界来说早已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机制”了，“军工复合体”这一名词早在60多年前艾森豪威尔时代就诞生了。

长期以来，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们卸任政府职务后，走过“旋转门”，一脚迈进克希德·马丁、波音、RTX等防务巨头企业的大门。

2023年5月美国《军事时报》（Military Times）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这样一份名单：

“五角大楼最大的武器承包商洛马公司已经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入其公司董事会；其他顶级武器承包商的董事会中，还有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前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和加里·拉格海德、前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前空军参谋长马克·威尔士和前空军副主席詹姆斯·温尼菲尔德。”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在2021年9月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至2019年间，有超过1700名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加入美国前14名武器承包商，平均每年超过300人。

《纽约时报》等媒体已经关注到了这样的新趋势：

这些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在走过“旋转门”后，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向风险投资公司。

这些风投公司动辄向一些初创的防务公司投资数十亿美元，而这些初创防务公司正努力从五角大楼争取合同订单，产品覆盖自杀式袭击无人机、反无人机设备、高超声速、太空监视设备等新式武器装备。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曾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担任第27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克·T·埃斯珀（Mark T. Esper）如今名片上的新头衔来自风险投资公司红细胞（Red Cell）——该公司投资了伊庇鲁斯（Epirus）等初创公司。

埃斯珀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他曾帮助伊庇鲁斯公司向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推销该公司的反无人机技术。

2023年11月初，伊庇鲁斯公司宣布已完成其用于对抗无人机群的高功率微波原型样机的初步政府验收测试。2022年12月该公司获得了来自美国陆军的开发合同。

《纽约时报》还提到了参加此次里根国防论坛的美国前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Ryan McCarthy）和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前负责人拉杰·沙阿（Raj Shah），目前二人都就职于风投公司。

《纽约时报》表示，“至少有50名前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在过去五年里离开联邦政府，转而在防务相关的风险投资或私募领域担任高管或顾问……很多情况下，他们延续着与五角大楼官员或国会议员的定期互动，推动相关政策的改变或增加军费开支，而这显然有利于他们所供职的公司。”

相比此前在防务巨头任高管的潮流不同，近年来一些五角大楼的官员在走过“旋转门”后选择加入风投公司，与初创防务公司“一荣俱荣”。

从前同事那里争取合同或拨款

此前的早读系列文章中，我们曾关注过美国新创防务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结合眼下的“旋转门”新趋势，这些昔日五角大楼的“军政要员”们，正转身为新一代的“风险投资家”，双方形成了“一荣俱荣”关系。

这些新兴“风险投资家”的目的很简单：其所投资的公司要么能收获一大笔军事合同，要么在崭露头角的过程中受到防务巨头的收购要约，要么直接上市……总而言之，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

在美国政府的预算中，国防部获得的份额比其他部门都要大。而不论防务巨头还是风投公司，聘请前五角大楼官员加入的最终目的必然是希望其能帮助公司获取更多的订单。

所以，这些前政府要员、现在的“风险投资家”自然有很大的动力去利用此前结下的政府和军方的关系，为其供职的新公司争取产品/技术的展示机会、获得政策或资金扶持、参与项目竞标甚至获取合同。

对此，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在采访中证实：曾多次会见现任风险投资家的前国防部官员，而这些“前同事”们提出的建议也影响了五角大楼采购装备技术的方式，推动了五角大楼从一些初创公司进行采购。

对于这一点，前国防部长、现供职于风投公司的埃斯珀不避讳地表示：“我确实可以利用我的经验、我的职位和我的声望来帮助创新技术的加速采购。我们能够与五角大楼内部的领导人取得联系，‘嘿，这里有一种巧妙的技术，你应该去看看’。”

低成本的自杀式袭击无人机、巡飞弹、反无人机、高超声速等技术是当前初创防务企业重点研发的领域。

报道中给出的另一个类似案例是奥巴马总统时代的白宫官员尼克·西奈（Nick Sinai），其现任洞察合作伙伴（Insight Partners）的风险投资家。

报道称，他在2023年春天，于中东会见了负责五角大楼中央司令部在该地区行动的迈克尔·E·库里拉（Michael E. Kurilla）将军，并建议其从商业卫星公司获取更多数据，以帮助美军提高对海洋水域的监视能力。

这次访问后几个月，美国海军将与初创的卫星数据服务公司鹰眼360的合同规模扩大了一倍——而该公司正是西奈所供职的风头公司投资的。尽管西奈事后表示，合同的达成与他此前的建言并无关系。

鹰眼360公司官网2023年10月底的公告表示，其获得了美国政府1225万美元的二期合同。

获得风投的初创防务企业能打破行业垄断吗？

正如西奈的“深藏功与名”，埃斯珀也有着类似的“格局”之言：“（我）在这一领域的目的是努力帮助五角大楼建立应对变革的信念。”

这些风险投资家大多表示：他们通常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五角大楼、国会施加影响，要求政府能为新兴技术提供更多资金预算，或者做出政策上的倾斜，而不是单单地为他们所投资的特定初创公司争取合同。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风险投资家最近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敦促美国国会在2024年为这些初创防务公司重点投入的新兴尖端技术领域拨出至少10亿美元预算。

而此举背后的“国家大义”则是，过去几十年来，少数防务巨头一直主导甚至垄断着新兴武器装备的技术研发；而现在，对这些创新型初创公司进行投资和支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某些视角来说，这样举动被视为一种对传统防务市场格局的“破局”新招，有望为美国防务行业带来新鲜血液、为这些新创防务公司的成长创造一定条件。

当然，最为受益的是美国军方，令其可以更灵活、快速地采购可以快速迭代的新技术，以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

但对于防务行业的初创公司来说，尽管有这些前政府要员、现任风险投资家的辅佐，但身处军工市场，必将面对冷峻的“九死一生”。

《纽约时报》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至少有12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入了美国的初创防务公司，对比2019年之前那4年的430亿美元，投资金额增长了两倍。

但尽管有千亿美元投资的浇灌，目前也只有Palantir（人工智能软件厂商、于2020年上市）、SpaceX等个位数级别的初创防务企业实现了“做大做强、上市挂牌”。

里根国防论坛（RNDF）现场张贴的海报。这些企业名单中Palantir的字号最大、名声最响——这表明其对此次活动的赞助金额最大。

四星上将、数百名国防部高层涌入“旋转门”

然而，美式“旋转门”也是双向流动的，比如苹果公司前高管道格·贝克（Doug Beck），现在担任美国国防创新部门（DIU）主任兼国防部长高级顾问，负责监督加快国防部在全军采用商业技术的工作。

道格·贝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美政界人员流向风投界的现象作出了积极评价：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特殊优待，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额外要求。他们仅仅是争取有助于打破目前‘政府体制障碍’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国防创新会给国家带来积极影响，国防创新浪潮会使所有人都受益。”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在2023年10月的文章《四星进行曲：退役上将在军火工业中的作用》（March of the Four–Stars: The Role of Retired Generals and Admirals in the Arms Industry）中，对近5年美国退役的四星上将的去向做了跟踪梳理。

但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所有人。

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同在分析文章中称表示“军工复合体从未如此糟糕”“军火工业在每个选举周期都会捐赠数千万美元，纳税人平均每年在武器承包商上花费1087美元，而用于K12教育的支出仅为270美元。”

对“旋转门”现象，该文章给出数据是：在2018年6月至2023年7月期间退休的32名美国四星上将中，有26人（超过80%）担任防务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顾问、高管或游说者，或者入职了投资防务企业的金融投资机构。

威廉·哈同的文章还捕捉到了这样的细节：前五角大楼高官积极参与游说活动，以阻止五角大楼将价格过高、性能不佳且在战略上不必要的海军近海战斗舰尽早除役。

2021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在获得“有超过1700名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加入美国前14名武器承包商之列”的调查结论后，要求五角大楼对卸任人员做出相应的就业限制。

威廉·哈同在他的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政府与防务企业之间的“旋转门”，每年要容纳数百名前五角大楼高层官员。由此产生的特殊利益关系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影响，必须采取措施遏制。

但显然，不论是美国官方GAO的报告还是美国智库的发声，它们都无力让这道美式“旋转门”停下来，哪怕是转得慢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