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军机研制领域，有这样一家单位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它很年轻，却设计研制出了歼10、歼20等明星机型；它偏居西南，却是撑起祖国蓝天的“擎天玉柱”。它就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所）。

这一切，或许要从55年前那个春天说起。

缘起

自立自强来时路，从“躬耕”与“结庐”开始

1970年5月，时值仲春，地处北国的沈阳已是一片新生命萌动的景象。在一个无人注意的站台上，一辆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悄然出发，铿锵的车轮声难掩乘客们的万丈豪情，从东北一路南下，直奔成都。

这辆神秘专列的乘客们，正是为了推进歼9飞机研制工作而南下的“歼9大队”。

到达成都后，“歼9大队”入驻原空军028航校旧址——这便是成都所的前身。武侯祠旁，一朵“自立自强”之花落地生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当时成都所全体人员的“宝贵财富”。据亲身经历过建所初期那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谢品回忆，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大家种过水稻、油菜、红薯……“我们的豆腐和馒头都做得很好，还去过北大荒的空军农场劳动，给大家‘挣’粮食。房子也不够住，大家还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自己盖房子。”

与诸葛武侯做邻居，“躬耕”与“结庐”也成了成都所的起点。

除了吃与住，当时的成都所还很缺乏工作设备。谢品回忆，当时他还曾带着设计人员和工人跑到成都滑翔机厂去求助，共同制造风洞模型。

但艰苦的条件不会击败强者，只会令其更有斗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的成都所全体人员边建设、边生产、边科研，积极地开展歼9的科研工作。

受当时种种客观因素影响，歼9最终没能飞上蓝天。但是，歼9飞机的研制还是为成都所、为我国航空工业留下了两大宝贵财富。

第一笔“财富”是“鸭式布局”。

在歼9飞机技战术指标的变化过程中，面对当时的指标要求，成都所科研人员在反复讨论技术布局后，提出了“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以改善飞机升力特性”的方案，这便是“鸭式布局”。这一布局，在我国还没有先例。谈及此事，谢品笑称：“当时国际上类似的设计只有瑞典的萨博-37，但它那个鸭翼是‘死’的。”

后来，尽管歼9研制被迫终止，鸭式布局却在歼10、歼20等型号上传承下去，并将其优势发扬光大。

第二笔“财富”是“拦射武器系统”。

当时，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设计的战斗机开始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成都所团队在研制歼9的过程中，也计划为其研发、配套“拦射武器系统”，并以其为作战的主要武器系统。

谢品表示：“作为后发国家，这是我们后来探索超视距空战的重要一步”。

也是因为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宋文骢曾表示：“没有歼9作为基石，就不会有歼7Ⅲ和后来的歼10！”

塑造

从歼7Ⅲ到歼10，“危急存亡之秋”敢于担当

1978年6月，当时的三机部决定要对歼7进行大改，确定由成都所与3个兄弟单位共同成立歼7飞机大改系统工程设计室，任命王南寿为第一总设计师，任务名为“歼7Ⅲ型飞机”。

然而不久后，就有人提出异议，要把“参照设计”的指导思想改为“全面测绘”，这导致设计工作无法继续推进。1979年初，兄弟单位工作人员陆续撤回；12月，王南寿调往北京工作，歼7Ⅲ的研制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而当时，整个中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也同样处在对国外同行“望尘莫及”的窘境中。

1981年10月，时任成都所副所长、总设计师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7Ⅲ型号总设计师。“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危受命的宋文骢想到了隔壁武侯祠墙上镌刻的诸葛亮《出师表》中有这样的句子。

宋文骢曾回忆过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你们看过《考克斯报告》吗？报告中说，你不要怕中国人，中国人还早呢！他们没有先进工艺、先进材料，没有大系统的综合能力——知耻而后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只能干！再不追、再不干，人家也不会来同情你、施舍你，在前面等着你呀！”

何以追赶？唯有自强！

接受任务后，宋文骢团队在短短两三个月里，行程数千公里，调研走访了8支空军部队和34个相关单位，明确了空军所需的飞机战术技术要求。之后，宋文骢等人又赶赴北京，向领导汇报了歼7Ⅲ飞机总体方案，为歼7Ⅲ飞机的自行研制定下了基调。